我市开展“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

这是因为：我们党的现行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不很适应新的历史要求，难免在实践中出现一些两难命题。

坚持科学立法，应把国家的立法决策、立法规划、立法项目、立法草案等与执政党的改革决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立法把党的重大决策及时合理地法律化、规范化和国家意志化这是我们在宪法框架下和法治轨道上处理好改革与法治关系最重要的主客观条件。

我国立法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与实践变动性的关系，确保立法进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在立法层面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应遵循以下思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深入了解改革与法治两者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推进改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监督和保证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实施的职责，因此，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把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是否紧密结合、改革与法治是否统一、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是否冲突等情况纳入人大监督的范围，一经发现问题即依法提出处置意见、建议或者采取相关措施。

我们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妥善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快推进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及时多次地修改完善1982年宪法，为许多重大改革提供重要法律依据。法院的工作人员和实习生是一个高素质的群体，每个人也都十分友好，也乐于接触来自不同文化的人。

然而，申请人以其若被引渡回中国，将面临不公正的审判（unfair trial）、在恶劣条件下关押等理由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这也启示我们，既然欧洲人权法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人权的普适标准和各国的国情差异，谁又能断言在世界其它地区加强人权保护机构的作用、甚至全球性人权司法机构的设立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呢？ 来自Steiner法官的工作还有协助接待从中国来法院的访问者。在这一过程中，法院作出了许多重要判例，在明确缔约国在公约下保护生命权义务内涵的同时，也通过法解释的方法扩展了该义务的外延。周日不营业的规定也给了基层员工们难得的休息时间，等等。

只有在庭审前全面阅读案件事实和两造法律意见，才能了解案件的争点和其中蕴含的法律问题。我想，个中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很多国家对我国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仍有怀疑。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法感情（Rechtsgefühl）吧。然而关于国际罪行impunity must be end这一认知，在二战后无疑凝聚了最大共识，从而促成了国际刑事诉讼的实现。立陶宛政府还请来了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William Schabas教授。其中，中国外交部某访问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末一同外出看电影、郊游等等。特别是，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交流后，受他们各自丰富多元的经历所启发，真正意识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可能性，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的发展道路预先设限。甚至有些时候，其中不可避免地有我们自身的责任——西方对中国在人权领域的批评固然存在许多片面之处，但也并不全是毫无依据的，有时我国的做法确有值得改善之处。而部门公开发布的指南更对申请人律师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即便是西方国家，对于很多人权问题的看法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比较法的研究则是与法院所确立的一项原则——margin of appreciation（法语marge d,appréciation）直接相关，意即在缔约国就某个法律问题已有共识的情况下法院将倾向于更加严格地适用公约，而若某个法律问题缔约国国内法差别较大——即未形成欧洲共识（European Consensus）——的情况下，倾向于尊重各国国内法和国内法院的判决。

在欧洲、在法国时间久了，有时不由会把节奏放慢下来。在对中国法律进行检索后我发现，我国对监狱犯人进行管理的法律理念竟颇为先进——不仅将犯人依据所犯罪行和改造情况分为不同处遇，部分宽管级处遇的罪犯还享有接受家人来访、共进年夜饭、甚至离监探亲的待遇，充分显示了我国以实现对犯罪分子改造为目的的监狱制度的人性化。

因此，我的工作亦分别来自于这两个方面。只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此刻虽有万千感想，亦只能姑且整理成一文，聊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大超市、商店周日关门，去银行、看医生、甚至理发都需要提前多日预约（rendez-vous）。总体上说，法国人的生活节奏要比国人慢上一大截：除了八月份的集体休假时间令人羡慕外，法院的咖啡厅几乎全天都有人在喝咖啡、聊天。在本案中，匈牙利方最终拒绝了中方的引渡请求，申请人随后逃往了塞拉利昂。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国际刑法最重要的意义。

其中，有涉及公约第2条下国家对可疑死亡进行调查程序性义务的Tun? v. Turkey案，涉及司法程序中言论自由限度的、关于律师在媒体上发表批评当事法官言论的Morice v. France案，也有前面提及的颇具伦理争议的Parrillo案等。经过数十年的历程，国际人权法（或者更广义上说，人权法）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下来。

首先，关于特定问题的研究报告是该领域内法律的全面梳理，有助于法院在重要案件中更好地作出判决。其中最直观的感受是当今时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然而回想刚来法国的时候，自己其实是颇不适应的。针对被告政府提出的两个论证进路，我根据立法史的考察，结合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中一般法律原则的定义，认为关于消灭政治团体在当时是国际罪行这一论证是很难成立的。

如果一国最高法院仍对言论自由是否应受司法保护犹豫不决、如果国际司法机构能够审理的仅限于诸如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这种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只能说明该地的人权保护仍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此推而广之，目前中国与其它国家在很多领域存在的误解，在绝大多数时候并非对方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不了解和想当然所造成的。这篇报告虽下笔万言，亦终须结尾，正如我在法院的实习终要结束——珍藏所有宝贵收获，收拾好行囊，迎接人生路上的下一段旅程。Schabas教授通过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立法史（travaux préparatoires）的考察，论证了消灭政治团体这一行为在构成了1946年联合国安理会第96 (I)号决议、国际习惯法和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sed by civilised countries）中灭绝种族罪的定义，因而在行为发生时便构成了犯罪。

Justas还告诉我，这些事实在三国家喻户晓，但在欧洲其它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鲜有人知，在他看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没有对犯罪者的国际罪行进行像战后的纽伦堡审判那样的法律上的宣告。就我个人来说，虽早已耳闻波罗的海三国与纳粹和苏联的历史恩怨纠葛，但具体到大屠杀的事实，特别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思考，于我而言还是第一次。

如果不小心做错了公交车，下车面对德语标识才发现已到了邻国的土地，这种事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作为一个每年有不少新员工和实习生加入的机构，法院有着相当完善的培训机制。

在法律研究部实习的另一个感受是法院工作的科学性。在我看来，法律人与普通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法感情通过严格符合法律逻辑的论证，用法律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

在实习期间，我完成了数项研究任务，在此过程中自己的专业视野和知识亦得到了丰富。其认为申请人的行为构成《灭绝种族罪公约》中的蓄意（intent）局部消灭（destroy in part）立陶宛民族团体（national group），且由于苏联批准了该公约因此申请人可以预见。除了法德和解的意味外，这也许也是法院设在斯堡的原因之一吧：大概只有在这样平静安详的地方，才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人权保护这样宏大而又纯粹的题目。我在向他说明绝大多数公民已能毫无困难地申领护照时，也坦诚地告诉他少部分地区仍不属于按需申领护照地区，申请出境需提供证明材料的事实。

我所撰写的反馈虽全篇皆是法律分析，自己却觉笔尖常带感情，似乎自己得出的有罪结论某种程度上也使正义得到了伸张。  生活篇 在斯堡这个法德混血小城生活五个多月后，我不禁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促进法德和解、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家们心生敬意。

但不可避免地，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确实难以给出完全正面的回答。在阅读与该案相关的法院判例时，我还意外发现了在国内声名颇大的柏林墙守卫案K.-H. W. v. Germany判决。

公约第2条规定的是对生命权的保护。我的导师肯定了我的论证起码可作为一家之言，同时也告诉我，本案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法律上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法院将作出何种判决殊难预料。